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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汉以来，巴蜀地区人才荟萃，蜀学更是兴盛，涌现了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三苏”等著名文学家和诗人。但明清以降，特别是清代以后，四川知识分子沉浸于八股文，这种功利的学风导致四川学者在学界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蜀学人才也逐渐凋零。战争爆发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风潮，中国近代化的步伐随之加快，对于新型人才的需求尤为迫切。然而，四川地处内陆，信息封闭，文风依旧，时人甚至有“蜀士除时文外不读书，至毕生不见《史》《汉》”之说。各地的书院依然沉迷于八股和科举应试，将经史著作束之高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呼吁建立全新的书院。

　　1873年6月，37岁的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8月正式出任四川学政。张之洞入川后即发现：虽然四川历史上人文荟萃，但此时“弊端亦较他省为最”。为此他的解决方案是“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也就是通过办学来解决这一问题。同年7月，洋务派四川籍官员薛焕等人四川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指出四川原来的书院已经不合时宜，建议兴办一所省立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该建议与张之洞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张之洞的积极筹备下，1875年春，尊经书院落成，薛焕担任首任山长。

　　书院位于成都文庙西北侧，门楼高耸，石狮对峙，门楣上悬挂张之洞手书的“尊经书院”四字匾额。关于书院的名称，张之洞原拟“受经书院”。“受经”一说出自《华阳国志》中文翁“遣隽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但后有人认为“受经须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故将其更名为“尊经书院”。张之洞在发给府县的牌文中明言其办学宗旨——“通学经古”“学足经世，文堪”。他希望以此为契机，使明清以来日渐衰落的蜀学得以复兴。

　　尊经书院在招生方面的条件极为苛刻，主要从各府按照比例选拔有功名的秀才、贡生。首批百余名学生就是从三万生员中选拔出来的，淘汰率非常高。尊经书院由此成为四川士子集聚之地，俨然成为当时四川最高学府。为保障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书院向学生发放优厚的生活补助——“丰其薪水、膏火，俾令资给无缺，可以专心读书”。同时将补助与学习情况挂钩，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生活费不仅可以自给，甚至还可有余钱补贴家用；在师资和教材配备方面，“从江南延请名师”，“刊刻购置各种书籍”；在课程设置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书院虽然强调研读经学，但也注意吸纳西学，涵盖“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数、经济、诗古文辞”。吴玉章后来回忆称：“从前的‘尊经书院’是最尊崇汉学的，现在却大讲其‘新学’了。”

　　为了阐明尊经书院的办学理念，张之洞发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该文从18个方面详细阐明了办学理念，期望培养“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书目答问》等著作，传授四川学子读书做学问之道。为充实书院的藏书，张之洞从外地购回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千余卷，藏于尊经阁。书院藏有数十万册图书，既含传统典籍，亦纳入西方科学、政治及医学著作。此外，他还为书院多方筹措资金，保障书院的正常运转及学生资助。

　　经过紧张筹备，1896年6月18日，四川中西学堂正式成立。它是近代中国西部第一所高等学校，也是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学堂地点在成都三圣祠街（今暑袜中街附近）。在创办过程中，鹿传霖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致信总理衙门选派英文、法文较好的人员入川任教；拨发专项办学经费五万两，作为学校的启动资金。在鹿传霖的积极奔走下，四川中西学堂顺利建成并投入运行。在办学思路上，鹿传霖主张循序渐进，强调“学堂虽讲求西方，仍然以经史之学为本”，充分体现其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遵循。在生源方面，作为第一所四川近代高等教育学校，四川中西学堂面向全国招生。据1898年统计，外省学生占比高达44%。这种方法不仅扩大了招生范围，还使各类人才云集于四川中西学堂。

　　其次是四川中西学堂。1900年，学堂首届学生毕业。1901年，四川当局选派第一批22名学生出国，其中中西学堂毕业生为18人，另外4人从尊经书院中选拔，分别前往日本与欧洲留学。这些毕业生对四川近现代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四川中西学堂首届毕业生钱为善，从英国留学归国后，被清廷赐进士出身，担任四川电话局局长，后担任四川工业学堂校长；法文科毕业生胡骧，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回国后任四川机器局局长。其余毕业生也在相应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决定仿照西方进行学制改革，建立学堂与国民通识教育体系，将所有书院改为学堂。为此，四川总督将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改制，并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校址设在原尊经书院，成为四川首所较为完备的近代综合性高等学校，成为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合并后，这所学校走出了更多的栋梁之才，其中就有朱德、郭沫若等。四川教育的近代化因尊经书院和四川中西学堂而兴，张之洞与鹿传霖作为创办者，堪称四川近代教育之先驱，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1825年，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中国铁路交通起步较晚，境内最早的铁路还是外国人修建的。1876年，英国商人擅自修筑吴淞铁路，因国人强烈反对，铁路被清政府买回，然后拆毁。随着风气渐开，1881年，中国人自己修筑了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后来又陆续修建开平铁路、津沽铁路等，但均为短程铁路。中国铁路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清朝覆灭，铁路里程只有9292公里，但毕竟有了近代铁路交通。在中国铁路史上，张之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1888年10月，津沽（从天津到大沽）铁路通车后，李鸿章上奏，提出修建津通铁路（从天津到通县），将津沽铁路延伸到北京通县，使唐胥铁路、开平铁路、津沽铁路和津通铁路连成一线。负责铁路事务的中央政府部门是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海军衙门对李鸿章的计划持积极支持的立场，所以，李鸿章上奏后很快得到批准。12月，中国铁路公司制定了招股章程。殊不知，李鸿章的计划却引起轩然。御史余联沅等人纷纷上奏，提出异议，反对之声非常强烈。清政府颇感棘手，先令军机大臣与海军衙门妥议具奏，后又令各省督抚、将军各抒己见。结果，大臣中赞成李鸿章意见的仅刘铭传一人。翁同龢、黄彭年提出在边疆修筑铁路，这是从国防角度考虑的，因为向边疆运送兵力较为快捷。徐会灃主张修筑山东德州到济宁的铁路，这是从经济角度着眼的，因为可以改善漕运。张之洞则另辟蹊径，于1889年4月2日上奏，请求缓修津通铁路，改修卢汉铁路。卢汉铁路指的是从北京卢沟桥到湖北汉口的铁路，所谓缓修就是不修，这是一种柔性的表述。

　　第一，津通距离畿辅太近，为列强觊觎京师大开方便之门，我国也容易失去海防险要。他指出，如果畿辅遭遇敌军侵犯，我国势必拆毁铁路，修筑工事，此举将造成巨大浪费，增加巨额开支。第二，津通一带从事传统运输业，如以车船、行店、负贩为生的，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铁路开通后，可以吸纳的就业人口仅仅只有三千余人，其结果必然是夺民生计，况且，沿线地区多仓场、坟墓，迁移或处置将面临极大困难，特别是坟场，在百姓观念中是动不得的。第三，津通铁路养路费所需过大，大大增加了屯防费用。第四，西方各国修筑铁路的目的是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但津通一带水陆交通发达，没有必要再修铁路。第五，津通是京师门户、军事重镇，天津、大沽、山海关一带平时就应该部署重兵，互相接应。否则，一旦爆发战争，即使有铁路运兵，也是缓不济急。

　　第一，卢汉铁路在腹地修建，远离海口，无引敌之虑。第二，卢汉铁路南北长达两千余里，所经之地广阔无垠，民户散居，容易避开房舍、坟墓。第三，卢汉铁路沿途车站很多，可以修筑支线，使内地四通八达。第四，卢汉铁路控八九省之冲，人口众多，商业发达。干线、支线纵横，容易形成沟通各地的网络。第五，卢汉铁路便于运兵，如果京畿告急，三楚、两淮之兵可以快速集结，如果内地告警，发兵征讨也十分迅速。第六，卢汉铁路所经之处煤、铁矿丰富，山西最多，铁路开通可以大开山西利源，保护资源不受外国掠夺。第七，卢汉铁路东联海口，北贯京城。东南漕粮溯江而上，两天就可以抵达汉口，再以铁路运输到京师，与以前运河入京所花时间差不多。而且，还可以避免漕运中挑河剥运的浮糜。

　　早在铁路之争中，张之洞就指出，修铁路是西方各国富强之道：“泰西创形铁路将及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甲午战败后，在总结中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张之洞提出系统的改革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吁请修备储才折》。改革主张包括练陆军、治海军等九个方面，其中第三个就是造铁路。他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修造铁路，即如东邻日本，也因修造铁路而强大起来。在他看来，铁路关乎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即关乎国运。在奏折中，他再次提出修筑被耽搁了的卢汉铁路。1898年，张之洞出版《劝学篇》，他提出的“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劝学篇》下篇中，张之洞提出十五项学习西方的具体对策，第十二项就是铁路。这一篇直截了当地阐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也。”也就是说，铁路是士、农、工、商、兵的关键和枢纽。

　　1901年，经受八国联军侵略后，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7月，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当时被视为清政府立宪的实施大纲。在第二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张之洞、刘坤一提出十一条改革建议，其中第六条是“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律”，路律就是铁路法。张之洞指出，由于中国没有相关法律保护，外国人往往侵犯我国路权：“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利争权。”张之洞建议，“访聘外国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画一章程”，为中国路权提供法律保障。

　　最初，因为东北防务紧急，户部下拨白银200万两被用于筹办山海关铁路，接着，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卢汉铁路被搁置起来。甲午战后，主张修建铁路的呼声再度高涨，张之洞再次向朝廷提出动工的建议。1896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承办卢汉铁路的修筑，盛宣怀任督办。同时，张之洞派知县王廷珍、张延鸿等，分两条线路组织查勘汉口以北直至河南的地形、地质等情况，最终确定线路由汉口到信阳一线。次年，向比利时银行贷款，中比双方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中方向比利时借款450万镑，铁路由比利时承建。

　　1895年9月，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提出修建从武汉到广州的粤汉铁路。1898年1月，张之洞与王文韶、盛宣怀向清政府会奏，请求修造粤汉铁路，得到批准。因为工程巨大，需要的资金很多，清政府财政拮据，只得向外国借款。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闻讯后，纷纷争取提供贷款以谋利。为防止被控制的风险，经过权衡利弊，清廷决定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由于美国合兴公司实力很弱，信用很差，攫利过大，违背条约，中方被迫赎回粤汉铁路，但损失也不小。几经周折，决定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各自筹款，分段修建。

　　广东实行商办，集资较快，开工较早。1906年9月，粤汉铁路广东段开工，至1911年8月停工，共修筑106公里（自广州黄沙至黎洞）。湖南本来要求商办，但清政府只许实行官督商办。1909年8月，湖南段动工，修筑长沙至株洲段铁路，1911年1月竣工，全长50.7公里。湖北一开始就实行官督商办。1907年湖北段开工，但此后就没有什么进展。也就是在同年9月，张之洞赴京，任军机大臣，离开了武昌。次年，他兼任粤汉铁路大臣。但粤汉铁路举步维艰，直到1911年清廷覆灭，粤汉铁路仅仅修筑了157公里。

　　在湖北方面，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很积极。1903年，他在京时与四川总督锡良就进行过面商，次年回任湖北时，又与锡良反复电商，达成分段自修的意向。1905年，张之洞着手修筑川汉铁路湖北段，聘用外国工程师数十人，聘用本国委员数十人。因为地形复杂，他几次派人查看路况。经多次论证，张之洞确定了湖北境内的两条路线，一条从汉阳经沙市到荆门，再到宜昌，与川汉线相接。另一条则从荆门经襄阳至广水，与京汉线年，张之洞向朝廷提出《川汉铁路办法大纲》，建议宜昌以西由四川修造，以东归湖北修造。很快，清政府批准川汉铁路计划，决定由湖北、四川两省共同修筑。这条铁路起自成都，止于汉口，全长1900多公里，其中湖北境内600多公里。宜昌以西，经归州（今湖北秭归）、夔州、万县、内江、资阳，至成都的路段由四川修筑。宜昌以东，则由湖北负责。

　　京汉铁路通车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就侵略中国、从搜集中国情报的角度，详细记载了河南、湖北征收的厘金数量和170种物产的运费，介绍了铁路沿线主要城市的物产和经济形势。他把武汉与河南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思考，认为：“要之京汉铁路沿道之贸易地，将来为可大发达之地者，当系偃城、郑州、新乡及正定四处，而汉口吸收新乡以南之土货，为河南需要之供给地。故共河南之开发，将来贸易之殷盛，实未可测也。近来贸易额之大增进，其盛况仅次于上海、广东，外国租界，家屋之新造，已月异岁不同。如法国租界，俄化为殷盛之场者，非不全赖铁路之河南内地前进之力乎？若夫粤汉铁路将开通，则占水陆要冲之地，其繁盛当至隆隆冲天，则西人之拟汉口于米国芝加哥者，真非无故也。”显然，京汉铁路的通车，把湖北与河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推动了河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武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