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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美国硅谷的兴起和发达、“硅谷七姐妹”的骄人业绩，以及斯坦福大学在其扮演的发动机式的孵化作用，这些年来，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各种媒体之连篇累牍的报道，早就充斥着人们的视听闻见，在我的美国游学札记中，我不准备多说，且我非高科技（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和互联网等）专业人士，也实在是没有能力予以细说。不过，时隔六年我访学美国，首次来到斯坦福小住三个多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夙兴夜寐、流连忘返，还是感受到美西大学的独特风韵，尤其是给予我们这些搞社会科学研究的教授们的巨大刺激。

　　应该指出，美利坚是幸运的，是蒙受上帝特别眷顾的福地。追溯美国的历史，它有一个生命力逐渐扩展的从东朝西的轨迹，即从环大西洋到环太平洋的文明演进路程。先是美东的新英格兰及其诸州的兴起，这里孕育着美国的从独立战争到建国史直到南北内战史的故事，尽管其中也有美利坚的西部边疆拓展，但美利坚的中心还是围绕着美东部分展开的，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费城、首都华盛顿、纽约，到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泽西，它们构成了美国的中心。正是美东诸州，以及各个大城市的建立，还有基督新教的福音传播，常春藤大学谱系的发育生长，还有联邦政府的构建、运作和完善，成就了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家。随着一战、二战，尤其是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拓展，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美国历史开始发生重大的地理性的变化，即也有着一个逐渐的东降西升的历程。这个西部美国的大发展，是以晚近新一轮高新科技的崛起引起世界关注的，而在其中，身处加州中心之地的斯坦福大学及其孵化催生的硅谷高新科技的研发，占据着首要的位置。从美国史的角度看，所谓美国西部，一般指的是以密西西比河为分界线的美国以西的广袤地域，它们占据了美国一半的土地，但细说起来，美西又分为不同的地区，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及犹他州又被视为美国西南部，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爱达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则是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三州位于太平洋沿岸，又被称为美国西岸。整个美西部分一开始显然是从属于美国东部核心区域的，虽然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以及圣地亚哥等城市以及所属的加州，还有南部的德州，以及加州一号公路的修建，加州北水南调运河的开通，它们的强劲发展，背靠着南北纵横的落基山脉，也形成了一个环太平洋西海岸的繁荣之弧线，但在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国计民生等方面，也还是难以匹敌美东两百年历史所积淀的厚重底蕴以及政治、交融的核心地位。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高新科技的新一轮大发展，使得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贸易的版图构造，发生了一次深远的变化，即加州围绕着湾区所形成了硅谷科技贸易，以及由此所带动起来的美国乃至世界产业链的高阶提升，使得美西，尤其是加州湾区，具备了引领世界高新科技前沿的势能，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有蓬勃发展之气象。

　　在此境况之下，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等，它们发挥着圃育硅谷科技的引领和引擎的作用。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及实验室的网络状扩张，这个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自生自发机制，已经被多家媒体以及研究机构揭示出来。确实如此，在硅谷的核心产业园区，一系列生机勃勃的实验研发和生产销售相互结合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大学的运行逻辑，尤其是通过金融机制的风险投资的加持，一波又一波的研发公司在斯坦福的硅谷中诞生出来，并且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高新科技著名的“硅谷七姐妹”，即微软公司、苹果公司、Meta公司、谷歌公司、英伟达公司、亚马逊公司、斯特拉公司，它们的雏型大多诞生于硅谷，或者其发展与斯坦福、伯克利的研究实验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很快就被投资机制激活，形成了一个网络市场的蛙声效应。

　　它们彼此聚焦在斯坦福的周围，利用研发实验室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空间优势以及美国联邦和加州自治的财政与司法的大力支持，成为美国高新科技的孵化地，数十个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生物医学和互联网传播等方面的头部大公司在这里形成，并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引擎，其蕴含的经济和金融效能、前沿科学的研发优势和国民财富乃至军工体制的大力扩展，在美国已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高新科技的板块成为美国综合国家能力的标志，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这个地域的个人财富和自由开放的程度。由此，有论者指出，美国的科技中心已经从美东转移至美西，虽然东部也有麻省理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但难以形成硅谷效应，而斯坦福周边形成的湾区硅谷，以及美西沿海的从西雅图、洛杉矶到旧金山一带的高新科技的研发矩阵和产业链，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诸州的普通法法治传统，还有美国大学特有的自由、自治原则，则担负起美国神话的新篇章，说美国的西升东降也非一句戏言。

　　与西欧的整体衰落相比，美利坚依然还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国家，虽然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尤其是的瞎搞，败坏了美国的坚强体格，使得二战前后十分强大的工业生产的产业链被抽空和转移到其他后发国家，致使美国的中北部地区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旧的重工业产业区沦为所谓的铁锈带，但尽管如此，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仍然还是活力充沛的。走笔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新的契机，即有论者已经指出，加州硅谷的高新科技优势正在被多种因素所侵蚀，例如加州的移民政策和治理能力，高税收、高物价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激增，还有行政审批、社会治安、移民（非法）规制，等等，使得其生命力和创新能力面临挑战。但是，此起彼伏，新的一块广袤区域很有可能接续硅谷和加州，成为美国又一轮国民经济和个人发展、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地，那就是德克萨斯、佐治亚和北卡等三州。

　　我至今还忘不了，初到斯坦福，多少个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住所门前的椅子上，静静地抽着香烟，遥望着幽深而明亮的星空，思考着我脚下的这块土地，这是一块具有着何种威力的土地哦！离我不远的校区，一幢幢联体而不高的建筑物，那些白天人流穿梭的教室或实验室，虽然比我所在的中国大学校区的建筑大楼要古老和雅致，但与欧洲那些大学的建筑群落相比，则要现代和简约得多，尽管如此，也依然保持着某种典雅的风格，与国内大学的现代文盲的钢筋水泥之叠垒，还是迥然不同的。斯坦福的建校故事也是一个美好而神奇的传说，他的宏阔、豪迈及其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及其彩虹效应，使得他在美国的众多大学中脱颖而出，卓然而立，俨然在美西形成与哈佛大学双峰对峙、砥砺有成的态势，由此引来各国学子和游客的观摩朝拜，白天的熙熙攘攘，落英缤纷，使人目不暇接。

　　现在的夜半时分，则是另外一番景况，我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气息，在幽静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或许也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某种课题攻关，这里的每一天都是不平凡的，充满着神奇的火焰。我在近日的一份感言中曾经这样写道，美东的大学具有着人文的底蕴，像普林斯顿、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寒风凛冽的冬日，雨雪的纷纷扬扬中，呈现出一种厚重、宏阔而谨慎的哲思，相比之下，同样是在美利坚的冬日，中国节气的春节前后，这里没有美东的寒冷以及魂灵的震颤，反而是温润、爽朗、辽远的充满着某种愉悦心灵的启迪，尤其是在午后的阳光之下，那真是灿烂的心花怒放的感受。灵明而剔透，温润而悠长，我似乎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硅谷的精神风范，是迥异于美东历史沉积的另外一种体现着高新科技文明的卓越风姿。

　　在斯坦福的这些天，朋友们带着我参观了几个著名科技公司的总部，例如离我住所不远的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这些科技公司的特征是卓尔不凡但又亲切可感，不像中国一线大城市里的所谓大厂，仅仅是摩天大楼及其冰冷的外壳。创造性的心智和朴实的技艺，它们是需要自由的精神予以浇灌的，远非某种国家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诱惑所能捕获。此时恰是中国的DeepSeek发布之时，也是英伟达的嘉年华在硅谷召开之际，各种人工智能，升级版的AI实验，算法，生物科技、纳米芯片，以及互联网矩阵，还有多中心主义的复合与聚散，从0到1，以及从1到10，林林总总，喷薄而出。我参加过多种形式的讨论会，也到过一些小型的实验室观摩，还有与若干风险投资朋友的聚餐，甚至与各路高手在一起打中国式的流行扑克牌掼蛋，虽然我是个外行，他们之间讨论的专业行话我也是懵懵懂懂，其实根本不懂，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法科教授，我还是感受到这里弥漫着某种与国内的科技创新所不一样的味道和气息。

　　例如，我结识的投资人王哥，他主要关注的是散布在硅谷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一些小而精的实验室，那里蛰伏着一批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博士后或青年创业者，他们在跟着导师教授学习之时，就组建了各种形态的小实验室，这些小实验室在大多情况下都是相关学科的技术前沿，不知哪一天就会勃然爆发。这类情况在斯坦福、硅谷太多了，关键是资本的力量能够选择恰当的时机进入这里的毛细孔，呵呵，王哥就是随时等待入局的猎物者。记得他在一个饭局中把一位姗姗来迟的女博士后介绍给我，说是他的小师妹，并说她的集成脑神经元算力的研究不下于李飞飞，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充分享受着这里奔放的自由气息。应该说，在硅谷，在斯坦福，诸如王飞飞、张文锋，还有李斯克、马盖茨之类的，来自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少年天才有很多，谁能猜测到，某一天他们（她们）之中又成群结队地喷发出新一轮的高新科技的大升腾呢？

　　说起李飞飞，她不久前就在一个人工智能的新品发布会上，就指出她领导的Agent AI所提出的统一的“智能体Transformer”范式，与DeepSeek的最大区别，是开源性的原创计算力。当然，李飞飞的团队，只是一个个案，抑或只是一种符号，在她们背后，在斯坦福、硅谷以及广袤的美利坚的大地上，有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还未成名的、孕育着强大爆发力的小李飞飞、小乔布斯、小马斯克们，他们正在枕戈待旦地等待着出场时机，支撑他们的最核心的原动力就是自由。自由与创造，财富、公益与多彩的人生，不言而喻，这就是美国，也是最吸引人才的彩虹效应的精髓所在。

　　这些天来，在斯坦福，我除了参加学术交流和各种会议之外，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区互动。例如，我参加过新近时髦的匹克球运动，这是一种介于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之间的一种新式运动，在美西和美东的大学非常流行，确实这种运动综合了激烈与优雅的特性，还有一定的竞赛性，适合智识人参加。此外，我还参加掼蛋，这在华人圈子里也很流行，甚至替代了德州扑克，大家一边掼蛋，一边沟通各种信息，不亦乐乎。还有几位老教授的周日爬山徒步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和湾区的学术讲座，我应邀讲了几次，谈我的新书，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还有晚清时期的东南互保，甚至还欣赏了华人脱口秀的表演，我还参加了基督教的家庭聚会，分享圣经的查经活动，也还组织过读书会，给他们讲过通识教育。在春节的一次活动中，许小年教授与我谈到了一个共识和建议，就是如何在硅谷的华人社区推广通识教育。其实，通识教育本来就发端于欧美，所谓哈佛通识红皮书，以及芝加哥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都有丰富而成功的通识教育。

　　对此，我前不久还与北大元培教育的推动者L教授，曾经深聊过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当年回北大，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推动北大的通识教育。说起此事，我也有亲身的感受，十多年前我首次在北航创建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其主旨便是推动理工科大学的通识教育，真正的通识教育乃是通过阅读东西方经典，树立学生们的文明观、历史演进观以及独立的人格和现代公民意识，中国大学就理工科专业教育来看，并不弱于英美国家的大学，但是最缺乏的还是独立自由的人格、公共意识、合作精神以及创造性的想象力，等等。在斯坦福和硅谷，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通识教育的成就，那些前赴后继的一代科技精英，追溯其内在的思想源头和创新的激情，无不与早年在中小学乃至大学期间的通识教育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就缺乏这方面的通识教育，学生们对于何为自由人格和公民品质以及社会合作、规则以及创造性的激情和共情的人性觉醒，所知甚少，致使他们的创造性能力很快就达到了天花板的限制。

　　有感于现今来斯坦福和硅谷的中国年轻的科技天才以及金融投资者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不小的社区网络，他们有别于前十年来美的青年人，也不再聚集在美东的大学以及华尔街左右，大批的中国富人、科技英才和金融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硅谷和斯坦福、加州大学若干分校的左右，这是中国改开之后的一种新情况，构成了第三代际的华人移民圈。说起来第一代际的华人移民是改革开放前的传统中国的移民，比较低端，旧金山的老城以及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唐人街是其标志。第二代际的华人移民是十多年前移民美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大多留住在美东的各大城市，所学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工商、法律和科技，扎根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频道，相比第一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跃迁。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十年来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并越来越凸显，那就是一批财富精英和一批前沿科学的新锐，诸如一批亿万富豪和从事AI、人工智能、计算机网络、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工程材料科学、气候和环境科学等方面的卓越人才，开始涌到美西，沿着西海岸线，从洛杉矶、西雅图到硅谷、圣地亚哥，甚至开始到德州等地区，他们成为与前两代完全不同的第三代华人移民群落，尤其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硅谷湾区，开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出现像乔布斯、比尔盖茨、马斯克以及巴菲特、德鲁克等大师级的人物。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还需要时间的孕育，但有一个原因则是明显的，那就是这些科技精英和财富精英，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中，大多缺乏某种真正的通识教育，他们的天才能力和创造的激情中还或缺某种高贵人格以及自由品质的孵育和润泽。

　　记得在一次与硅谷华人科技和投资圈朋友的聚会中，当他们问起如何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时，许小年教授谆谆教导说，读书，学习，读经典，重经验，勤思考。他进而阐释说，经典著作很多，但他最为推崇两本书，尤其是对于在中国有过经商经历的青年企业家们来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美国的民主》，这两本书就够了，但要反反复复地阅读，要结合自己的经验阅读。第一本书，促使我们很好地理解我们曾经生长的社会环境以及它们对于自由精神的压制，了解这个社会是如何走向左翼极权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第二本书，则是帮助我们理解真正的英美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自由、法治、社区自治以及共和精神和个人独立人格的生长，理解美国为什么是一个国家以及内在的精神支撑，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激情，以及社区城镇的繁荣，财富和科技的难以遏制的扩展。

　　一个是旧专制制度，一个是新共和国，对于美利坚，要在这样的新旧对比的交汇中，我们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块土地上获得长足的发展。我完全赞同许小年的观点，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在国内外倡导英美的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我们认为英美一系，保守自由主义才是现代文明的根本，在我们看来，早期的硅谷科技，以及自由扩展的生态，是美国精神的不期而然的体现，虽然科技精英们和企业家们未必每个人都阅读过托克维尔以及洛克、伯克、休谟和亚当·斯密，但内在的精神乃是贯通的，美国精神说到底就是自由共和的精神。

　　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业已蓬勃发展起来的硅谷、斯坦福，但我们也有某种原生态的自由创造的精神底蕴，这种情感和理智不是某个国家所独具的，而是根植于人性本身之中的，凡夫农夫和少年天才，普罗大众和城镇青年，都能够生长出如此旺盛的创造性的力量，关键是社会环境，是历史传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规制的张力冲突。托克维尔在他的两本书中，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旧制度的反复无常的挣扎过程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描绘了一个新联邦的广阔美好的前景，他所凭借的解剖刀就是法治与民情，依据的理论基石便是自由与共和的精神，在他眼里，旧制度与新联邦是相互对立和抵牾的。

　　巴黎虽然美轮美奂、金碧辉煌，美利坚虽然偏远荒凉、粗鄙无序，但是，他们的未来却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侈靡毁坏、专制暴虐，来回折腾，最终革命不断，穷兵黩武，僭主专制，国家机器纵横跋扈，文人乌托邦横溢斜出，而后者却是城镇绵延，星火燎原，在商贸鼎沸、民情淳朴的自由发展中，开辟出一个从新英格兰到美国腹地，即贯穿着早期西部运动以及南北战争后的大融合，进而大力开发环太平洋的西海岸直到北上阿拉斯加南至德州的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社会运动的广阔图景，其依托的精神乃是美国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普通法和共和民主的精神，由此这块新大陆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世界。沿着托克维尔的思想逻辑，美国硅谷的产生绝非偶然，它在美西的加州、斯坦福之处发育和凸显，带动起美利坚进入一个高新科技的新时代也是顺理成章的，它们是美国精神，或者进一步说是英美精神的延续和自发秩序的产物。

　　回望中国，在二百余年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我们是在古今、新旧之变革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在其中，旧制度的残存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和蛮横，但一种源自英美的自由共和精神以及联省自治、地方自治和民营经济、市场贸易、个人自由、契约精神，也从来没有断绝过，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艰难困苦地蛰伏着，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与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主导力量的和解与友好往来，获得了飞速的扩展，这乃是中国社会潜在的命运之所系，民情之所寄，精神之所在。这个关于中国近世以降的改革开放的一波三折、九曲回肠的进步与倒退、建国与毁国的故事，论述诸多，我在此不再多说，还是回到最新一波的高新科技的研发和创造这个主题。应该说，关于高新科技中国大地上也不是没有端倪，甚至在分享着全球化的红利时，我们还有所斩获。

　　与此相关的，在我国各地，尤其是沿海沿江兴起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也是轰轰烈烈，虽然大多是一场闹剧，但也孵化出诸如杭州、深圳、港澳深大湾区等一系列富有生机的科技园区，我在斯坦福访学的时间，诸如DeepSeek的崛起似乎引发了硅谷的一片恐慌，一时之间，中国狼杀进来了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此，我们这批深知中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却很不以为然，我们知道中国问题的症结，固然中国有无数卓越不凡的天才人物，他们在创造着历史，自发地发挥着本己的生命活力，在一桩桩、一件件地演绎着硅谷中的那些神奇之迹，但大的社会环境却是禁锢而专横的，最终的民企事业会被国家或国有企业所捆绑，逃不出这个魔障，作为工具而被其捕获，这是数代中国人的宿命。美国之所以成功，在于它的民情、在于它的自治，在于它的自由制度，在于它有一个无限开阔的社会环境和法治根基。

　　一位来自浙江大学本硕博现在斯坦福从事金融工程学博士后研究的王君，曾经找我聊天。他说他近来很纠结，即将博士后出站，现在是回国创业还是留在硅谷工作，一时间难以取舍。期间他也曾回国考察，杭州、深圳等地，各种创业公司纷纷崛起，势头正旺，多个国有大企业也向他发出橄榄枝，许以重金招聘，很有诱惑力。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充分习得斯坦福和硅谷的精髓，贸然离开，也殊感可惜，但要真正留下来，一是失去了国内的大好机会，二是留下来的各种移民身份事宜也并非很好解决，于是，辗转反侧，很是焦虑。对此，我无法给予确切的答案，我觉得这位王君遇到的问题，是我这次游学斯坦福遇到的很多年轻人的普遍问题，有数学天赋的毕业生，有金融经贸领域的创新之士，都经历了美国高新科技的洗礼，并感受到这一轮时代风潮的新机会，但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私人化的问题，今后如何发展都面临诸多选择和挑战，事业忧虑、身份忧虑、个人经济和情感忧虑，也是非常之多的。

　　我曾经与朋友戏言，在硅谷开一家私人心理精神诊所，肯定会赚大钱。呵呵。还是回到上面的正题上来，我对王君这样说道，你的考虑以及焦虑，要有一个尺度和风险的把控，要在一个长久的事业和短期的获利的两个不同标准的平衡中，寻找答案。美国这里是一片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它的制度环境以及民情习俗，以及美国精神，是鼓励创新和成功的，是激励个人奋斗和群体合作的，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社区自治与共和精神，真正有才能有抱负且真情实干的人，在这里是不会浪费生命的。这里没有中国的传统宗法以及国家管控的痼疾之约束，有志向并有才能的人终究会得到大的发展，成就一番非凡的事业和人生。这是一个大尺度的考量。最终，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真正的追求是什么，你如何认知自己，如何定位自己。所以，最终是你的人生决断。决断，对于国家如此，对于每个人也是如此，我一直认为，我们要关注决断这个问题。

　　说起决断，我还在多说几句，我是研究宪法学的，一般说来，宪法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以及个人权利的法治保障和政府体制的分权制衡的运作，不过，国家的制度来自社会的认同和遵奉，这里有一个演进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决断问题出现了，也就说，何时需要通过一种人民的决断来决定宪法的行使呢？历史并非均匀的，而是有时处于日常时期，有时处于动变时期，即非常时期，变与不变，如何变，如何守护，等等，就需要决断来处理。但由谁决断，如何决断，这些就成为宪法学的更为深层的问题，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以及德国宪法学家施米特，甚至我在中国倡导政治宪法学，关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初到美国，这次来斯坦福访学，我也是用这样的目光来看待我所接触的人和事。宪法学离我们远吗？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一定的宪法结构中。就说美国的硅谷，以及斯坦福吧，也离宪法不远，它的产生与发扬，固然与高科技研发有关，与大学和社区自治，与个人的自由创新有关，但它们存在的前提，是有一部美国宪法的保障。

　　中国或其他国家之所以产生不了硅谷、斯坦福，说到底是没有美国那样的宪法，虽然也有名义上的宪法，但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宪法。我在斯坦福这段时间，有一种感觉，即此时的美国似乎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巨变时期，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例如，特朗普新又入主白宫，搞起一系列行政令，大刀阔斧地推进政府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也是很不稳定，通货膨胀以及联邦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对外经贸关系也是迥然不同于过去的，体现着美国利益优先的国家规划，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关键是美国是否进入到一个宪法的变革时期。也有人认为美国陷入宪法危机，特朗普破坏了现行的美国体制，究竟是宪法危机还是宪法变革，是政府或总统说了算，还是美国人民说了算，如何表达人民的声音，人民是否需要宪法变革，人民究竟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其实都最终要回到关于宪法的决断上来，即是否和如何代表人民的决断。

　　我不是研究高新科技的，不是研究经贸商业的，作为一个宪法学家，我更愿意从宪法的视角看待问题，是的，美国确实处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是需要一场宪法革命了，当然，宪法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法西斯专政，更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些谩骂特朗普为法西斯、为独裁暴君的，显然是无稽之谈。但美国变革的源流却是其来有自，甚至其中的一个思想源头，恰恰是来自硅谷的思想家们，这就是近期被热烈炒作的关于“黑暗启蒙主义” （Dark Enlightenment）的思想观念。

　　据说这是一小撮最前沿的高新科技的理论家们的思想炮制，他们最早蛰伏于硅谷的几个天才人物心中，秘不示人，后来经过理论家诸如柯蒂斯·雅文、尼克·兰德、彼得·蒂尔等人的鼓吹和打造，成为一种小众而尖锐的思想时尚，在硅谷乃至其他高新科技的前沿高手中流传，从隐微到显白，走到了思想理论界的前台。初看起来，这种思想是颠覆性的，直接推翻了主流思想界对于现代社会以及欧美政治的解释，他们反对民主与平等，认为民主是“多数人对精英的”，主张由科技巨头、世袭贵族或算法治理取代民主决策。例如，柯蒂斯·雅文提出“政府即企业”，主张总统成为“CEO式君主”，以突破官僚束缚实现高效管理，他们还主张技术威权主义，推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工具，构建“算法治理”或“AI君主制”，将国家视为可编程系统，通过技术手段强化社会控制。

　　应该指出，黑暗启蒙的思想虽然怪异，但确实揭示了欧洲思想中某种隐秘的问题，即自由与民主或自由与平等的吊诡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两者是被捆绑且相互促进、合为一体的，尤其是在欧陆思想家们中，自由与民主不分轩轾，甚至后者更为根本，民主社会成为人类历史的最主要诉求，这也是西方左翼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的理论基础。但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混淆，尤其是民主或平等高于自由的思想，却扰乱了思想史的泾渭，扭曲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本意，而这早在美国建国时期的政治家们那里，本来是清晰明确的，美国之所以叫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美利坚民主国，就是因为在美国国父们眼中，自由与共和的价值，远高于民主和平等的价值。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现代国家之防范多数人的，就是如此论证的，其实这个思想的源头来自英国，在英国思想家伯克那里，就确立了自由优先的基本政治准则。几经转辗，欧洲的各种民主社会主义兴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红旗招展，加上美国的一路力挺，奥巴马以降的数位总统长期入主白宫，遂使民主成为高于一起的核心价值，并把自由、公正、平等、女权主义、性别多元、移民开放、身份政治，纠合在一起，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欧洲各国的各种民主社会主义党派，更是如此，难怪有论者指出，东西方各种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欧洲的、美国的，加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他们在终极理想或乌托邦方面，几乎如出一辙，都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或全球化的者。追溯其本源，则来自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的启蒙思想。硅谷高新科技的思想家们，将这种显赫的、光辉的、被人们推崇的、雄霸思想史之顶端的、永远正确的思想称之为“黑暗启蒙”，并把其赤裸裸的真实面目揭示出来。

　　黑暗启蒙思想并非仅仅是揭露，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启蒙思想是错误的，人类从根本性上说，从来就不是完全平等的，现代民主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具有平等一致的权利，他们把思想的源头追溯到爱尔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试图打造一个从英国的爱尔兰经过苏格兰再到美利坚的思想路径，即一种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路，由此反对各种各样的民主主义，尤其是北美的左翼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也正是因为此，有人把黑暗启蒙的思想观念，视为特朗普主义的一种理论依据或思想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启蒙的思想与英美的保守主义，有着某种契合的方面，例如，强调自由的至上性、人类智力的不平等以及政府权威的有效性等，他们与保守主义是一致的。

　　但是，他们又不能说是经典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因为，他们并不认同保守主义的传统原则，也不赞同保守自由主义的人性预设，于此相对立，他们更认同尼采之类的人性学说，反对基督教的伦理，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一批卓越的特立独行的建功立业的高新科技的天才人物上，寄托在硅谷的杰出的科技天才的征服社会乃至宇宙的宏伟计划之中，因此，他们受到硅谷科技精英的某种热情的追捧，赋予高新科技天才一种神圣的使命，指望他们能够破解自由与民主、卓越与平凡之平等的悖论，这是黑暗启蒙思想的一个特色。其实，从思想史上看，这种观念并不稀奇，尼采、瓦格纳，包括古代的柏拉图，都有某种寄托于非凡人物、伟大英雄、旷世奇才和超人圣人、哲学王之类的梦想，黑暗启蒙主要是放在旷世卓越的科技伟人身上，例如马斯克、乔布斯，以及特朗普所自以为是的那样。我在斯坦福的时候，恰好是特朗普与马斯克的蜜月期，但不久他们两人就决裂分手了，至于今后如何，还有待观察。

　　无论怎么说，孕育于硅谷氛围中的黑暗启蒙思想，并非偶然的空谷来风，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科技天才论，在硅谷乃至在美国精英圈也是广受欢迎并受到热捧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严重击中了左翼自由民主主义所炮制的平等与民主的美梦，揭示了以及欧洲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政治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痼疾，并且赋予高新科技以及它们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互联网以及航空航天、神经科学和数据代码等一系列新兴科技领域的社会性乃至政治性以独具的非凡意义，因此有助于人类破解自由与民主的困局，甚至有助于人类超越自己，开启另类思维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认知，改造人类这个品种，从碳基生物到硅基生物，从人到超人。如此云云，他们被批评为极右翼的技术加速主义，他们的预测果真可行乎？

　　遗憾的是，我在斯坦福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得遇柯蒂斯·雅文、彼得·蒂尔这类非凡的人物，没有机会聆听他们的秘传之道，不过，我从几位与这派思想有着某种联系的美国科技界的青年才俊身上，还是发现了一些迹象。他们不善言辞，总是用温情的但不无冷逸的微笑注视着我们的聊谈，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局外人，但又关怀着人世间的凡尘种种。我偶尔会把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神情有点相似，但又绝然不同，他们不是一无所用的“废人“或”多余的人“，恰恰相反，他们乃是具有强大物质和科技力量的人神，或者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具有着改变人类命运的无限力量，究竟他们隐身在何处，在硅谷的实验室里做些什么，他们的发明或发现对于世俗的人世生活具有何种意义？

　　一觉醒来，每想到此，我都感觉自己的脊背发凉，甚为惊恐。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人类需要某种决断，这涉及我们的命运与前景，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人无论愿意与否、处境如何，其实都处在某种关于自己的国家性质与生活方式的决断之中。特朗普的重新上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美国人的面前，于是才有总统选举、中期国会两院选举，以及美国官人选，还有各州议员、州长、以及城镇市郡长官的选举，还有从联邦法院到各州司法机构的诉讼审判的激烈斗争，这些选举、舆情、甚至抗议、，等等，都是美国人民的一种决断，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论述众多，滔滔言辞，不一而足。

　　在斯坦福、硅谷，在几乎所有的高新科技密集发达的地区，其实也还有另外一种人类的决断，它们在悄悄地浮现和缓慢地滋生，那就是一个超越了美国本土的更为深层的如何应对高新科技所带来的对于人类命运的毁灭与否的问题，关于人造人、人工智能、虚拟世界以及时空穿越，关于数据代码、基因工程、宇宙飞船，关于生物工程、神经元细胞、脑机接口，等等，这些都颠覆了牛顿时空下的人性预设，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世界图景正日新月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对此，人类的心智需要一种决断，这种预感及其不详的预兆也无时无刻地笼罩着斯坦福、硅谷的晴空万里的天际。我时常漫步在斯坦福的校园，躺在草地上，遥望着遥远的无限神秘的上苍，涌现出某种要与神灵对话的冲动，可惜的是，上帝已经死亡了，人类将如何自处？我们每一个漂泊的灵魂将如何安顿？

　　不去说那些沉重的事情啦，其实，我在斯坦福以及美国的游学，还有一些令人愉悦的观察和感受。诚如我所言，此次我来美国，不是来做苦学问的，像包刚升教授那样，整日埋头在办公室和图书馆，写专业论文，即便开车去铁锈带地区转转，也是进行田野调查，至于许小年教授，更是世界各地飞，除了会议、讲座，就是撰写他的经济学著述，我在斯坦福是最为潇洒的，除了观察、感受和思考，偶尔讲座、会议、交流之外，就是吃喝玩乐，由此我也看到了此地那些孕育着和激荡着人的激情的林林总总，我称之为风花雪月。

　　初到斯坦福，我就约见我过去在上海认识的一位青年女士Z，说起这位Z，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大学时代就投身于中国的公益事业，关心人权保障问题，后来到北京成为一位著名律师的助理，但不久就遭受迫害，转辗流离，最后在上海的一家公益组织工作。我也是在这期间认识了她，并知道了一些她过往的勇敢故事，很是佩服。后来在朋友的资助下，疫情期间她终于润出国门，途径新加坡来到美国，长居在硅谷，继续做一些社会公益的事情，她希望在华人的高科技领域，推广她信仰的公益精神，与那些科技精英们进行交流，激发他们的公共热情。一次在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漫聊中，她说这里的理工男大多是宅男，不懂也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心里只有数据代码、计算方程，真是有点可惜。例如她的白人男朋友杰克，就是这类人物，拿着大厂的高薪，整天沉迷数据方程，然后就是独自在家玩电脑游戏，或者出门游泳爬山，美国政治发生了什么事情，特朗普当选，还有中国在哪里，国内外发生了什么，他一概不关心。当然，杰克对她很好，是真心爱她，她们是彼此相爱才结合在一起的，她的身份已经自己解决了，她是独立自主的，等等。听着Z的聊谈，我为她祝福，但也感觉到某种隐忧，是的，朴质的爱需要生活的浇灌才能共同生长。理工男与一个公益女，她们如何长久维系着爱情的火焰呢？果不其然，当我从美东返回斯坦福，再次见到Z，她对我说她正在考虑与杰克分手，我笑着问她为什么，她期期艾艾地说，她遇到了她过去心仪已久的英雄S，S这一阵子一直猛烈地追求她，她难以逃避。是的，作为一个长辈，对于Z的内心经历及其挣扎，我十分理解。S是一位活动家，早年流亡到美国，经商贸易也很成功，但最终还是辞掉丰厚的年薪，从事他理想的事业，做出了很卓越的贡献。现在，为了追求他心中的女神Z，他把独自一人的家搬到硅谷，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热情和身家捕获所爱之人的心，另一方面也是感受到硅谷高新科技新秀以及企业家们的广阔天地，这里聚集着一大批有别于美东各地的华人移民，他们不是具有高新科技背景的才智新秀，就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企业家和金融专业人才，这里是华人移民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也是公共事业最有前景的地方。

　　在斯坦福短暂的几十天，我见证了一对革命伴侣的从相互倾慕到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每念及此，我不禁就想起早年阅读的意大利小说《牛氓》，这是一部在中国二三十年前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其中洋溢着的革命的激荡与爱情的芬芳，还有苦涩的浪漫主义，赢得了一代中国年轻志士的灵魂。没有想到，今天在美利坚，在斯坦福、硅谷这片充溢着电脑、芯片以及实验室算法、代码气息的土地上，我竟然再次目睹了中国式牛氓的在异国他乡的爱情故事，说起来也是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不已。有一次我们一起驱车沿着著名的1号公路游玩，在风景如画的小镇Carmel，坐在一家意大利酒吧，一边遥望着远处梦幻般的云海，一边品尝着意大利红酒，我悄悄地问Z，你过去的男友杰克怎么办呢，她笑着说，美国人真是淳朴，她如实告知了她的情况，诉说她找到了真爱，灵魂默契的伴侣，于是只能与他分手，杰克虽然有点痛苦，但还是理解她，并真诚地祝福她。我对美国男孩宽广的心胸以及豁达很是赞赏，记得当时我向正从海滩走过来那位S先生，举了一下握着拳头的手大声戏笑着说道：哎，你要做个真男人，我可是Z的娘家人，今后你若亏待她，我可不答应。呵呵，碧海共长天一色，恋爱与革命齐飞，那真是一种人世间的美好，但愿她们能够花开花落，在故国他乡结出神异的果实。

　　说起做美丽女子的娘家人，在加州的圣地亚哥，我还扮演过一次，那是我在Valley Center的绿荫环绕的老朋友阿陈家中。阿陈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也曾经做过律师，我们一起在国内举办过读书活动，他发起的大理寄庐读书会，曾经令社会无数有思想的人们神往。十数年前，一批企业家、商人、读书人、诗人、流浪艺人、异见人士，他们在美丽的边陲大理风云际会，上演了一场南中国的思想实验的故事，一时间民情摇曳、多彩多姿，犹如一片世外的桃花源。正是在那里，他们彼此相识，但大理非硅谷，中国边陲的思想火花、艺术实验，难以比拟美国加州硅谷的社会氛围，在大理的试验场被迫终止之后，他们两人转辗马耳他再到斯坦福，最后躲进圣地亚哥的山野之庐，开始了她们的风花雪月，并遥望和关注着故国的潮起潮落。在我看来，这也是另外一种与祖国的休戚与共吧。我在斯坦福，眼见他与朋友们参与大学公益活动，但他和鱼儿更愿闲云野鹤般的栖息于美利坚的广袤大地，在东西南北之间穿梭往返。有一次我与他们一起购买房车，在拉回他们的庭院之后，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听他们盘算着在我离开后如何开始他们的美国中部山野之旅，聊到酣畅淋漓时，鱼儿动情地说起她是如何认识阿陈的，以及感受到这位男人的铁石柔肠，还有坚定的信念，阿陈对女人的爱是默默的，憨厚而坚毅，与他在一起可以经受住任何的风霜雨雪。有一次他们到法国巴黎旅游，在老朋友Z教授家，Z看着小鸟依人的鱼儿，对大咧咧的阿陈说道，他要做鱼儿的娘家人，要保护她不受阿陈欺负。哈哈，我听到此，不禁大笑起来，鱼儿哪里是小鸟依依，她可是一位倔强刚强的美丽女子，没有阿陈这位老板，人家照样经济独立，闯荡天下，阿陈反过来倒是要处处依赖着鱼儿呢。望着阿陈故作的可怜兮兮的姿态，我说：鱼儿，我与Z教授一起，做你的娘家人，我们要打倒资本家。

　　欢声笑语荡漾在圣地亚哥Valley阿陈家的繁星闪烁的净朗的夜空，我目睹着这对神仙伴侣的情意绵绵的插科打诨，感受到她们的无限的情深谊长。与Z和S的革命浪漫主义有所不同，阿陈与鱼儿的爱情属于企业家与职业人的工商浪漫主义的爱情佳话。我觉得商人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汇，职业经理人也多有不实之辞，其实，工商阶级才是现代文明的根基，他们可以创制建国，也可以治理社会，而在私人情感领域，更是可以侠肝义胆，儿女情长，美国国父们的政治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他们的爱情故事，犹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雪莱的诸篇著名的颂歌，也一样是千古流传。在斯坦福、硅谷，在美国西部的新一轮民情鼎沸、科技腾飞的澎湃激荡之所，我有幸观察到其中也有着华裔群体的积极参与，看到他们的心智努力和情感寄托，还感受到他们的风花雪月以及背后的魂灵颤动和故国情怀，此次斯坦福之行，不已幸乎哉。